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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大师拉姆斯

2019/07/101211

拉姆斯早年在德国威斯巴登的实用艺术学校学习建筑设计及室内设计,后作为职业工业设计师从事设计活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拉姆斯等一批年轻设计师受聘于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博朗公司,组建设计部,并与乌尔姆造型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该院的产品设计系主任古戈洛特发展出一套系统设计的方法,而拉姆斯则成为该理论的积极实践者。1956年,拉姆斯与古戈洛特共同设计了一种收音机和唱机的组合装置,该产品有封闭的白色金属外壳,加上一个有机玻璃的盖子,被称为”白色公主之匣”。1959年,他们将系统设计理论应用到实践中,设计了袖珍型电唱机与收音机组合,与先前的音响组合不同的是,其电唱机和收音机是可分可合的标准部件,使用十分方便,这种积木式的设计是以后高保真音响设备设计的开端,到了70年代,几乎所有的公司都采用这种积木式的组合体系。拉姆斯将系统设计方法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并推广到家具乃至建筑设计,使整个空间有条不紊,严格单纯,成为德国的设计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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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么走入设计师行当的?你接受过何种训练?

迪特·拉姆斯:1947 年,我开始在威斯巴登艺术学院(Wiesbaden School of Art)学习建筑。当时我对室内设计感兴趣,但一直把重心放在建筑上。毕业后,我加入了德国 Apel 建筑公司。那时 Apel 与 SOM 建筑设计事务所(Skidmore, Owings & Merrill)有合作,我因此了解到了美国的建筑业现状。时值战后,非常有意思,德国仿佛迎来了全新开始。

606万用置物柜系统,迪特•拉姆斯为Vitsœ家具制造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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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某同事看到了博朗电器(Braun)招聘建筑师的广告。他说,‘不如你给他们发个邮件?兴许就被录用了呢。’当时我兴趣缺缺,但他坚持要我去,于是我就写了邮件。后来,到了 1956 年,我进一步参与到公司的工业设计之中。虽然效力于博朗等企业,但我从未与建筑失去联系。

你能谈谈建筑对你的作品有什么影响吗?

迪特·拉姆斯:当然,建筑确实有所影响。尤其是被法西斯分子驱逐到美国的建筑师们: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他们的作品深深影响着我。从当时到现在,他们的作品在我眼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在芝加哥,在纽约。

但建筑于我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流程方法。Apel 和 SOM 的首席建筑师会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事先把所有事宜搞清楚。在我进入工业设计领域后,这种做法对我影响很大。在工业设计领域,一切与生产相关的事宜都必须利用模型和样板提前确认好,包括不同部分的所有细节。然后才能进入生产阶段。你必须提前仔细思考设计的内容与方法,因为对建筑与工业设计而言,事后更改的成本比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成本要高得多。所以,我从建筑中学到了很多。

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多余之物。我甚至觉得这种做法很不人道。

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迪特·拉姆斯:我始终追求可持续发展。意思就是开发耐用产品,不会过早老化、也不会过时的产品。能够保持中性,历久不衰。我把自己的理念总结为 10 点,没想到现在的人,尤其是学生,居然还能受用。我没打算让这 10 点永远一成不变传承下去,而是应当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显然,过去这 50 年并未发生大变革。所以即便在今天,这些理念仍然适用。TS45控制器,TG60卷到卷磁带录音机,L450超薄喇叭,迪特•拉姆斯为博朗电器公司设计

你能说说这 10 点吗?

迪特·拉姆斯:好的设计是创新的。好的设计必须实用。好的设计是唯美的。好的设计使产品简单易懂。好的设计是诚实的。好的设计不唐突。好的设计经久不衰。好的设计能在每一处细节上保持一致性。好的设计是环保的。最后,好的设计是做减法的设计。

过去 10 年设计发生了什么变化?

迪特·拉姆斯:今时今日最困扰我的一点,尤其是在媒体界,是设计总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上的资产”。我看不惯不少产品在生产和推广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欠考虑。我们制造出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这不仅体现在消费品行业,还包括建筑业和广告业。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多余之物。我甚至觉得这种做法很不人道。现状就是这样。但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

我没打算让这 10 点设计理念永远一成不变传承下去。

从浪费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换个方式处理资源。我们必须戒掉用完即弃的习惯。很多东西可以、也必须更持久。它们必须在设计上保证可循环再用。我们必须保护好环境,除了个人环境,还包括我们居住的城市和拥有的资源。这就是设计的未来,给予这些基本元素多一份的关怀。否则,我不确定地球的未来会是怎样。因此,设计师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为此,我们也需要政府的更多支持。我们需要政治支持,才能解决环境难题和城市规划难题。作为设计师,我们不应为自己、而要为了社区而战。而社区需要支持,不仅是为了实现民主互动,更为了过上民主生活。

这是我很早就明白的道理。借着马歇尔计划的契机,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Ulm School)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作为包豪斯大学(Bauhaus)的后继者。当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借设计之手推动人类更为民主的互动交流。时至今日,我仍觉得这一理念非常有意思、有意义,今天的我们需要重新把它找回来。2009年,Vitsœ家具与博朗电子产品在伦敦设计博物馆内展出

在让你设计一台电脑,你会如何设计?

迪特·拉姆斯:大概会是苹果产品的模样。在杂志里和网络上,经常有人把苹果的产品比拟为我设计的作品,比如 1965 年或 1955 年的半导体收音机。从审美角度讲,我认为他们的设计特别出彩。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模仿。我把它视为一种恭维。

看到设计拙劣的东西,你会作何反应?

迪特·拉姆斯:气愤。最让我恼火的是现代的恶俗产物。旧时代的东西还好,毕竟是过去了。但对于至今仍充斥这个世界的粗劣、虚假作品,我是一肚子火。多余、虚伪、不实诚的产品,这些最让我来气。

当然,我还不满设计在环境领域里的缺失。举个例子,我认为太阳能技术必须进一步融入到新型建筑中。未来,我们需要可再生能源,而它首先必须融入现有建筑中,其次必须在新建筑中得到清晰表达。我们只是这座星球的过客,必须努力使它在未来保持健康状态。

你能否从新技术角度出发,谈谈设计流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迪特·拉姆斯:我一直相信新兴技术——举个例子,我在 10 条设计原则中的第一条提到,创新很重要。我的意思是,技术创新将推动人类前进,而非外观的创新。创新必须源于内部,进而影响外部。这就是我理解的创新。

因此,新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绝不能谴责或厌恶新技术。我们必须与新技术共存。但请不要浪费或滥用它们,自相残杀。反之应该利用它们改善地球生活。我也不知道,可能 10 年、20 年后,我们甚至会为了地球水资源不够用、又或者是浪费了仅存资源而争执。届时,我们将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重点,唯有新技术才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除了以上话题,你还有什么想谈的吗?

迪特·拉姆斯:嗯,我在设计界已经不太活跃了。我要做的事情不多,主要集中在家具领域,因为有些承诺必须完成。但我非常关注设计现状,也希望未来我们能更自觉地处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我真心希望如此,因为我相信,这么做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和平共存。所以,假如重来一遍,我决不当设计师。因为我相信,在未来世界里,物质不再是重点,关怀人类生活的环境和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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